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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

新闻来源:人民网 总编:刘小渡 主编:张金刚 责任编辑:孙启航 人气: 发布时间:2020-07-21
摘要:1920 年 4 月 11 日,毛泽东从北京搭乘火车,辗转南京,历经 25 天后于 5 月5 日抵达上海。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,这期间他经历了个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。 组织成立自修学社 1...

1920 年 4 月 11 日,毛泽东从北京搭乘火车,辗转南京,历经 25 天后于 5 月5 日抵达上海。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,这期间他经历了个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。

组织成立自修学社

1919 年 3 月,26 岁的毛泽东为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,第一次来到上海,这是他与上海结缘的开始。同年 12月中旬,毛泽东再度来到上海,这次仍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同仁,只是对象换成了蔡和森、向警予、蔡畅和蔡母葛健豪。

1920 年上海之行,毛泽东在哈同路民厚南里 29 号(今安义路 63 号)寓居了两个月零两天。民厚南里 29 号是一幢沿街而建的旧式两层楼石库门连体建筑,坐南朝北,砖木结构,建筑面积约 83 平方米。底层前半间是客堂,用于会客和吃饭;后半间的右侧是灶房,左侧为小天井。楼梯位于客堂与灶房之间,旁边有一只圆形柴炭风炉,楼梯底下堆放着炭篓。沿木梯而上,前楼是较为宽敞的卧室,有一排临街的长窗,室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、一只方形茶几和一张桌子。毛泽东每天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下的那张板床上,卧室外有一个小阳台,放着一张藤椅。后楼是一间狭小的亭子间,外侧有晒台,边沿处用木栅栏同邻居两两隔离。

这套住所由新民学会出面租赁,供旅沪会员临时居住。毛泽东晚上在卧室休息,白天经常坐在小阳台的藤椅上,阅读最新出版的上海报纸、杂志、丛书以及各种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译著。不久,毛泽东在这里组织旅沪湖南籍青年成立了自修学社,开展读书活动,学理论、学外语。

毛泽东与居住于此的其他三名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、李凤池、陈书农过着清苦的生活,他们每人每月仅三元零用钱,四个人轮流做饭,经常以蚕豆煮米饭、青菜豆腐汤果腹充饥。难以为继时,就参加工读互助团,毛泽东接受的项目是洗衣服,由于接送衣服路途较远,需搭乘电车,这样一去一来,洗衣所得的报酬基本上都花在了车费上,因此生活总是过得捉襟见肘。6 月 7 日,毛泽东写信给远在北京的同乡黎锦熙:“工读团殊无把握,决将发起者停止,另立自修学社,从事半工半读。”

主持召开半淞园会议

5 月 8 日,毛泽东来到上海后的第四天,召集新民学会旅沪会员,以聚会、游园之名,在沪南半淞园路 480 号召开了半淞园会议,欢送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 6 名会员。参加这次活动的 12 人分别是:毛泽东、彭璜、陈绍林、萧三、熊光楚、劳启荣、周敦祥、刘明俨、张伯龄、欧阳泽、李思安、魏壁。

半淞园是当时沪上一处颇有名气的营业性私家园林,位于黄浦江西岸南市码头附近,面积 60 余亩。园内引入黄浦江水,水域逾半,辅以传统的楼、台、亭、阁等建筑,取杜甫《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》中“焉得并州快剪刀,剪取吴淞半江水”的诗意,命名为半淞园,是那个年代文人雅集、市民游乐的场所。

12 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入园后,驾舟游湖,登高望远,饱览旖旎景色。随后,在毛泽东的主持下,大家就新民学会的宗旨任务、活动原则、会员条件、入会手续,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、当前的革命形势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。会议议决,学会应秉持“潜在切实,不务虚荣,不出风头”的思想作风;新会员入会必须具备“纯洁、诚恳、奋斗、服从真理”四项条件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“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”,指出:新民学会会员应散布世界各处去考察,天涯海角都要去人,不应该堆积在一处;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同时,还应当动员部分青年赴南洋从事教育工作。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,李思安、张国基等会员先后前往新加坡,至 1920 年9 月,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从事教育工作的湖南籍青年达 24 人。会议还商议决定,由毛泽东负责编辑新民学会的会务报告。

青年毛泽东

中午,与会人员利用会议间隙,在暮春初夏的斜风细雨中留下了一张意气风发的合影,毛泽东站在众人中间位置,左腋下夹着一把雨伞。

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才结束。后来出版的由毛泽东主持编订的《新民学会会务报告》第一号,刊载了半淞园会议的召开情况,其中提到:“这日的送别会,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。天晚,继之以灯。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。”半淞园会议加强了新民学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,学会初步孕育了“共产主义的胚胎”,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、信仰明确的革命团体。

5 月 9 日,毛泽东乘坐驳船踏上停泊于杨树浦码头的“阿尔芒勃西”号邮轮,送别劳启荣等六名会员。关于这次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筹集,章含之在《我与父亲章士钊》一书中披 露:“1963 年 初 …… 他( 指毛泽东——笔者注)告诉我,1920 年,为筹备党的成立、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,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,他去上海找到父亲(指章士钊——笔者注),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,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,请父亲帮忙。父亲立即答应,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。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,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,全部交给了他。”1936 年毛泽东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回忆时是这样说的:“到了上海,我了解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,协助把学生送到法国去,还拨出一些钱帮助我回湖南。”不管细节如何,对于湘绅章士钊的这次帮助,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,因此也就有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用自己的稿费“还债”的佳话。

倡议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

1920 年初抵上海,毛泽东便前往位于霞飞路(今淮海路)花园里 277 号的天问周刊社,南下上海前,毛泽东已安排彭璜等人在沪先期出版《天问》杂志,继续开展“驱张”宣传,广泛探讨湖南的改造问题,以期形成“赶走张敬尧后湖南怎么办”的方案和路径。此后,他拜访湖南籍各界爱国人士,布置“驱张运动”和“改造湖南”的具体事宜,倡议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(首任会长彭璜)。

1920 年 5 月 8 日,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。左七为毛泽东

7 月 4 日,他在《天问》周刊第 23 号上发表了题为《湖南人民的自决》的文章,署名“泽东”。这是毛泽东在上海撰写并刊登的第一篇文章。此后,又接连撰写了《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》《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》《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》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》等文章,呼吁全国各民意团体、各省军民官吏,以及各报馆和各地湖南同胞,为“驱张运动”的最终胜利推波助澜。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:“社会之腐朽,民族之颓败,非有绝大努力,给他个连根拔起,不足以言摧陷廓清,这样的责任,乃全国人民的责任”,“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”,这些观点和言论,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。

围绕湖南的建设问题,由毛泽东主持的湖南改造促成会提出了废督、裁军、财政、教育、自治、实业等六个方面改革方案,创新设计湖南的未来建设——成立湖南人民自决会,实施废督裁兵,实现地方自治。

1920 年,毛泽东在上海的寓所旧址(今安义路63 号)

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

此次在上海,毛泽东多次拜访居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(今南昌路 100 弄 2号)的陈独秀。其时,陈独秀已将《新青年》杂志从北京迁至上海编印发行,正与共产国际代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。

陈独秀熟悉湖南,了解《湘江评论》,关注“驱张运动”。1920 年 1 月 5 日,他在《欢迎湖南人底精神》一文中就曾写道:“‘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。’……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,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,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,欢迎他们造的桥,比王船山、曾国藩、罗泽南、黄克强、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。”在陈独秀寓所,毛泽东介绍了自己在北大深受李大钊演讲和文章的影响、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会;陈独秀则讲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,以及酝酿创建一个新的政党的计划。他们坦诚交流、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应用,商议筹划“改造湖南联盟”计划。

离沪前,毛泽东又一次前往老渔阳里 2 号,同陈独秀告别。陈独秀交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——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。为便于他们开展工作,陈独秀还把上海发起组和上海机器工会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,答应给他寄去上海发起组创办的《共产党》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。他满怀期待地对毛泽东、彭璜说:“你们的计划若能实现,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。”

正是在这段时间,在陈独秀的影响下,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。正如他后来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交谈时所回忆的:“我第二次(实为第三次——笔者注)到上海去的时候,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。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,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,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……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,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……到了1920 年夏天,在理论上,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,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,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
1920 年 6 月 11 日,“驱张运动”告捷,张敬尧逃离湖南。7 月 5 日毛泽东离开上海,7 月 7 日返回长沙。11 月,他和何叔衡、彭璜等在长沙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。

(作者: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